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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走出去”需防范风险、提高水平

    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深化国际能源资源开发和加工互利合作、支持在境外开展技术研发投资合作、鼓励制造业优势企业有效对外投资、创建国际化营销网络和知名品牌等。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努力提高“走出去”的水平,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一、充分认识实行“走出去”发展战略的必要性

    首先,实行“走出去”战略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激烈竞争的需要。当前,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为生产的全球化,即全球生产活动不再局限于单个企业跨越国界的布局,而是多个企业之间生产经营行为的全球一体化。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来说,生产的全球化降低了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对各个国家来说,参与全球生产体系可以带来两大好处:一是进入世界市场,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二是实现经济水平提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量引进外资、进口产品,事实上已将国内市场国际化。据有关部门统计,全球500强跨国公司中已有450家进入我国,出现了国内市场国际化,国际竞争国内化的新特点。在这种形势下,即使我国企业不走出国门,实际上也面临各国跨国公司的激烈竞争,发展空间有被挤压的危险。我国的企业如果不走出国门,就不可能更有效地与国际资本展开竞争,无法提高国际竞争力。
    其次,实行“走出去”战略是开辟国际市场必不可少的途径。目前,我国企业面临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考验,国内主要工业产业生产能力过剩,不仅许多传统产业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而且像光伏发电、液晶面板这样的新兴领域也开始面临产能过剩的挑战。据报道,光伏发电在启动之后很快就进入了建设高潮,目前落实的产能是2020年全国规划产能的2.2倍。这表明我国企业产能过剩、内需不足的情况十分突出。这与外资企业占领我国市场不无关系。既然外资能占领我国的市场,我国也应当把资本投放到国外设厂,占领国外市场,以缓解国内市场不足的矛盾,扩大产品出口。
    最后,实行“走出去”战略也是为了更好地应对WTO的挑战。按照“入世”协议,我国现已从 “过渡”期进入国内市场全面开放期,国内市场的国际竞争将更加激烈,我们必须积极应对这一挑战,在守住国内市场的同时,把企业做大做强,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二、我国“走出去”战略与西方国家资本输出的本质区别

    “走出去”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走出去”战略,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外输出资本、掠夺资源有本质的区别。
    首先,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不是片面的索取,而是追求获得互利双赢。我国的对外投资,无论是采用成套项目、一般物资、技术合作、人力资源开发合作,还是援外医疗队、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援外志愿者和债务减免等,始终本着坚持帮助东道国提高自主发展能力、坚持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坚持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但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输出,却是凭借其资本技术优势和所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实行不平等的交换和“合资”、“合作”政策,尽量摄取东道国的利益和抑制东道国的经济技术发展。
    其次,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惠及所在国的广大劳动群众。我国对外投资的对象主要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和东欧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我国重点关注他们的民生和经济发展,努力使投资更多地惠及当地贫困群体。
    在农业领域,我国曾派遣援外农业专家帮助几内亚建立11个水稻生产示范点,示范种植面积2000公顷,繁育良种530吨,推广面积3530公顷,其中多个品种增产3倍以上。援助马达加斯加杂交水稻开发示范中心试种34个中国杂交水稻品种,平均产量为每公顷8吨以上,相当于该国水稻平均产量的2—3倍。援助马里试种甘蔗取得成功后,又进一步帮助该国建立甘蔗农场和糖厂,开创了马里自产食糖的历史。援建突尼斯的麦热尔德—崩角水渠实现了突尼斯农业灌溉的西水东调,为崩角地区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截至2009年底,我国共帮助发展中国家建成221个农业援助项目,其中农场35个、农业技术实验站和推广站47个、牧业项目11个、渔业项目15个、农田水利工程47个、其他农业项目66个。我国援建的农业项目促进了受援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增加了粮食和经济作物的产量,并为发展轻工业提供了原料。
    在工业领域,截至2009年底,我国共帮助发展中国家建成688个工业生产性项目,涉及轻工、纺织、机械、化工、冶金、电子、建材、能源等多个行业。叙利亚哈马棉纺织厂、卢旺达水泥厂、秘鲁水泥厂、缅甸农机厂、刚果(布)水泥厂等一批项目一直保持盈利,并雇用大量当地员工,产生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这些工业项目对于促进受援国生产和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和税收、繁荣市场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经济基础设施领域,我国充分发挥技术成熟和人力成本相对低廉的优势,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了一批交通、通讯、电力等基础设施项目。截至2009年底,共建成442个经济基础设施项目。也门萨那至荷台达公路、巴基斯坦喀喇昆仑公路和瓜达尔港、坦赞铁路、索马里贝莱特温—布劳公路、马耳他干船坞、喀麦隆拉格都水电站、毛里塔尼亚友谊港、博茨瓦纳铁路改造、孟加拉国6座大桥、昆曼公路老挝段、缅甸大湄公河次区域信息高速公路、塔吉克斯坦沙尔—沙尔隧道、柬埔寨7号公路、埃塞俄比亚格特拉立交桥等项目,改善了这些国家的生活和生产环境,为它们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在公共设施领域,截至2009年底,我国共帮助发展中国家建成687个各类公共设施项目。斯里兰卡国际会议大厦、苏丹友谊厅、加纳国家剧场、埃及开罗国际会议中心、科摩罗广播电视中心、缅甸国际会议中心、肯尼亚国际体育中心、斐济多功能体育馆、坦桑尼亚国家体育场等公共设施和体育设施,成为当地社会政治文化活动的中心和城市标志性建筑。毛里塔尼亚首都供水工程、柬埔寨打井项目、坦桑尼亚查林兹供水项目、尼日尔津德尔供水工程、安哥拉经济住宅项目、苏里南低造价住房项目等社会公共福利设施的建设,为改善当地贫困人民的生活条件做出了积极贡献。
    第三,我国企业“走出去”也是对发达国家贸易和投资壁垒的突破。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长期遭受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的掠夺。在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下,外国垄断资本大举进入我国,尽管总体上对我国经济发展是有利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掠夺廉价劳动力和资源的性质。据统计,截至2009年10月底,美国对中国投资项目累计已近6万个,美方实际投入617亿美元,而目前中国企业在美国直接投资只有34亿美元,双方相差近20倍,在华美资企业的利润和影响力更是中国企业所望尘莫及的。在我国实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政策的同时,一些发达国家却对我国实行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设置了各种贸易和投资壁垒。我们需要通过实行“走出去”战略,绕过美国等西方国家为我们设立的各种壁垒,参与国际竞争。
    可见,我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尽管在形式上没有大的差别,但在本质上却是不同的。

    三、我国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已取得一定成就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也明显加快。2011年1—3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98个国家和地区的974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85.1亿美元。近年来,我国对外投资不仅数额快速增加,而且出现了一些新现象。
    第一,投资主体多元化,形成以中央企业为主,地方企业和民营企业、甚至个人为辅的格局。2009年7月,中投公司斥资15亿美元购买加拿大最大的矿业公司泰克资源公司17%的股份;9月斥资4.09亿港元收购房地产开发商保利香港2.3%的股份,接着斥资8.5亿美元入股新加坡商贸龙头宝来集团14.9%的股份。与此同时,民营企业诸如东软集团收购芬兰赛斯卡、苏宁收购日本劳克斯、顺德日新收购智利铁矿、吉利收购沃尔沃,甚至温州的一些个人也开始对外直接投资。
    第二,对外投资由过去注重金融投资转向实体经济投资。2010年中国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为590亿美元,同比增长36.3%。2008年11月,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出资8亿欧元取得希腊重要关口比雷埃夫斯港2号、3号码头的特许经营权,租赁权为35年,从而为中国产品打开了巴尔干和黑海的大门。2010年6月,中国工商银行向俄罗斯彼得巴普洛夫斯科采矿公司提供4亿美元贷款,从而获得该公司90万吨铁矿石的统一收购权。7月,山东钢铁集团投资15亿美元并购非洲矿业公司位于塞拉利昂的铁矿石;中国铝业与力拓集团成立合资公司,开发并经营几内亚的西芒杜铁矿,并最终获得合资公司47%的股权。9月,鞍钢集团购买美国钢铁研发公司一家钢铁厂14%的股份,从而成为该公司董事会成员。我国水务企业也开始在海外寻求合适的投资项目。
    第三,逐步增加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投资。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日益严峻,我国进一步拓展相关领域的投资。我国与突尼斯、几内亚、瓦努阿图、古巴等国家开展沼气技术合作,为喀麦隆、布隆迪、几内亚等国援建水力发电设施,与蒙古、黎巴嫩、摩洛哥、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开展太阳能和风能发电方面的合作。此外,我国还为发展中国家举办清洁能源和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培训,2000年至2009年,共举办50期培训班,培训内容涉及沼气、太阳能、小水电等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林业管理、防沙治沙等,1400多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员来华参加了培训。
    第四,人民币“走出去”迈开了重要的步伐。2010年6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委宣布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扩大到20个省区市;12月8日央行统计显示,我国已有67359家企业参加出口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自2009年我国在香港发行第一支人民币国债以来,世行将于2011年首次在香港发行总额5亿元的两年期人民币债券。

    四、我国企业“走出去”必须注意防范风险

    我们在取得上述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众多风险。特别是今年年初以来,中东、北非地区政局动荡,致使我国“走出去”的企业面临许多重大风险,利比亚乱局使包括13家中央企业在内的75家中资企业合同搁浅、项目停止、驻地遭袭,损失约200亿美元。这些事实更警示我国政府和企业在“政府指导、企业决策”的原则下要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第一,加强对东道国的风险评估和相关信息的收集和披露。今后,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应根据东道国的不同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状况,从政治状况及风险、经济形势及风险、投资状况及风险、双边经贸关系及风险和总体风险评估五个方面进行分析并定期公布这些信息,从而为企业“走出去”提供重要的参考。此外,政府相关部门要收集和统计我国在外企业项目和人员的信息,如人员派出渠道、工作地点、境外合作单位等情况,为妥善处置境外安全事件提供有效保障。此次利比亚事件中,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统计系统早先统计了90%以上的在外企业和人员信息,为此次撤离行动的顺利实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二,建立和完善境外风险预警制度,有效防范风险。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应重点监测热点地区的安全形势,及时发布境外安全风险预警,提醒企业暂缓赴国外开展经贸活动,在外企业人员可先行回国,保障人身安全。此次利比亚事件中,商务部于2月21日公开发布利比亚安全预警信息,提醒企业暂缓赴利比亚开展经贸活动,在利企业注意安全,非必要人员先行回国。这为我国成功实施海陆空大救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建立风险内控机制,强化安全风险管理。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应要求那些要赴高风险国家的企业进行安全风险评估,建立安全管理制度,包括对派出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制定外派人员的行为守则等,实行“安全一票否决制”。对已在外的企业,要求它们为外派人员购买人身安全意外伤害保险,境外工作、生活区域应配备必要的安全保护设施,雇用有防护能力的当地保安等等。
    第四,强化企业风险意识,计划“走出去”的企业在走出去前应对当地的政治风险进行认真评估。尽量避免到政治不安定、民族主义和宗教情绪比较浓重以及为国际评估机构认为具有潜在政治风险的国家进行投资。对政治风险的评估可以参考国际上较有影响的英国商业环境风险情报所发布的年度“富兰德指数”(FL),国际报告集团编制的月度“国家风险国际指南综合指数”(CPFER),以及由日本公司债券研究所、《欧洲货币》和《机构投资家》每年定期发布的“国家风险等级”等。还有,已对外投资的企业可通过投保“境外投资险”和再保险等方式,花小钱免大灾。
    第五,积极融入当地社会,造福当地,实现双赢。“走出去”的我国企业常常会面临复杂的投资环境,这就要求它们在注重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考虑社会效益,注重社会责任建设。企业必须严格遵守所驻国家的各项法律和管理制度,尊重当地的宗教和风俗,积极参与当地重大的节日活动,处理好与当地百姓的关系,通过为东道国修路、建学校等公益事业活动争取当地社会的广泛理解和支持,在当地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积极融入当地社会。
    第六,加强本土化建设。走出去的我国企业经常会遇到当地的宗教、文化障碍,因而需要加强企业的本土化建设,不仅可以通过雇用当地百姓做基层工人,还可以招聘当地人进入管理层,用当地人管理当地人,从而减少交流中因文化、宗教信仰不同而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推动我国企业、资本走出去,这是强国战略不可缺少的环节,必须坚持实践,不能因为遇到类似挫折而退却。但是,我国必须尽快制定一套与“走出去”战略相配合的安全战略,要对遍及世界的国家利益做出安全保障的规划,包括外交、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规划。

    (作者: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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